[37] 他把情感需要、态度和评价置于知之前，看成是决定知的根据，这就更直接地确立了价值意义和价值的优先性。

自然界如果没有人，谁去管他？更何况仁民爱物，是要靠人去实现，靠人去完成的。在这里，朱熹强调经验知识的重要性，认为格物穷理之学，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必须的。

直觉是自我超越的重要途径，是指人的自我直觉。按照朱熹哲学，天地生生之理内在于人而存在，是天道之在我者，这个在我之生理，就是心，就是仁，这是人的本体存在。自二程以来，特别是自罗从序、李延平以来，理学家有一条相传授受的基本经验：静中体验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。朱熹并没有离开儒学的基本传统，另外建立一套客观的观念论或理念论，以确立一种新的形上学，而是通过讨论心与理的关系问题，完成了儒家的人学形上学。这种乐也需要在事上用功，并非自然现成，但最根本的是要从身心上著切体认，也就是直觉体验。

三、浑然一理之境 心与理一或浑然一理，是一个总的说法，其真正内容便是诚和仁的境界。但仁的境界决不在知觉作用、心理活动之外，因此全体之明，亦即大用之明，离了心之大用，所谓全体之仁，也就不存在了。它是由心这种特殊存在发出来的贯彻天地万物之灵气[32]，具有贯彻天地发育万物的作用。

正是这种作用把主体同客体、主观同客观联系、贯通起来，使主体居于主导地位。[34] 这里他提出变识为知的问题。[14]《致知议辨》，《全集》卷六。它作为本体，只能与客体相结合而存在，即以用为体，以物为体。

[4]《书累语简端录》，《全集》卷三。夫寂者未发之中，先天之学也。

王畿则是这一演变的第一个重要人物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是应该重视的。即感而寂存焉，寂而感也。它主要是指自然的心理知觉，同朱熹所批判的生之谓性、作用是性倒有点相似。他所说的虚明之体，更像庄子所说的虚室生白之心，却不是洛克所说的白板。

人之所以灵于万物，因为人有心，有良知。盖性是心之生理，离了气质，即无性可名。[18]《易与天地准一章大旨》，《全集》卷八。所以准天地而弥纶之者，必有本以出之，非徒法象相似而已也。

它既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但以物质为其载体，它以感应为特点，以动静、有无、感寂的转化为基本内容，以主客体关系为其基本形式。[6]《抚州拟岘山台会语》，《全集》卷一。

逆无非是从客体出发讲二者的统一。良知之主宰即所谓神，良知之流行即所谓气[29]，这个神就是气之神，是灵气的作用。

前者是关于人的问题，是有关心灵的存在认知，后者则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对象认识。王阳明所说的良知，实际上是主体化、本体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，他赋予这种道德意识以绝对的性质，说成至善而无恶的道德本体。[28]《艮止精一之旨》，《全集》卷八。不思则不能通微，不通微则不能无不通，感而寂也。但这里所谓无，就是虚灵广大之心体，实际上，他所强调的是其功能或作用。只有当它与客体对象（万物）相结合，发生感应关系时，才能充分表现出来，这就是以感为寂。

在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中，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价值。因此他又说，觉是良知诀窍，良知自会觉，觉即蔽去复其体矣[26]。

心原是感应物的，但不能以所感应者为心，这里有一个主客体的关系问题。[6] 天命之性不是离开气质而存在的，它就是气质的精华，而气质之性不是别的，就是物质的感性的东西，不是如朱熹所说，是气质中之理。

他所谓心无体，以天地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，就是讲本体同作用、主体同客体的统一关系。这种作用虽不是一物，但并不是离物而存在的。

[31]《别言赠梅纯甫》，《全集》卷十六。由于他的良知说以前者为中心内容，因而有忽视甚至否定知识的倾向，不可能从中发展出关于科学认识的学说，但是在心灵哲学的问题上，却是很有特色的。[11]《别曾见台漫语摘略》，《全集》卷十六。根据这种区分，良知似乎是先验的理性原则，同后天的经验知识有根本区别。

觉是性体，良知即是天命之性。但是，根据他对良知的解释，他所说的觉，不完全是先验理性原则的自觉，也不是佛教所说的本觉即本体之觉。

它是一种特殊的气即特殊存在及其所具有的性能、功能，即心及其知觉作用，同朱熹所说的灵明知觉之灵有些相近。可惜的是，此后并没有发展出科学的认识论哲学。

其实，不论是程颢，还是朱熹，也都是指仁这种精神境界。所谓无中生有，不是从生成关系上讲，而是从主客、体用关系上说的，是说万物以良知为其生生不息的本体。

这样，良知就变成了心的生理、心理特征，已不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了。事实上，从朱熹到王畿，认识论的问题随着理学的演变已越来越突出了。因此，他又提倡以无为宗。既然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，那么意作为心之所发，物作为意之所在或良知感应之实事，都是无善无恶的。

作为至善的良知，是一个先验的绝对标准，可以衡量一切善恶是非，并不是说良知真的无善无恶。[16] 这里虽有体和用、先天和后天之分，但先天之体（心）并不是离后天之用（物）而存在的，它就在发用上，在后天功夫上。

但这不能统统归罪于理学家。这里所说寂然之体的寂，同王阳明所说同归于寂的寂，其意义是相同的。

后来的戴震，把性说成自然和必然、理和欲的统一，就是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。这就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善恶观的基本倾向。